两荤两素的档口，红烧肉颤巍巍躺在铁盘里，肥膘亮得能照见人影子。大叔舀菜像在播种，一勺下去不是抖三抖的算计，是实打实往碗里夯土方似的填——带皮的肉块足有半个巴掌大，炸鸡腿裹的面衣比写字楼玻璃幕墙还薄，咬下去“咔嚓”一声，倒像是咬碎了加班费换来的虚头巴脑 。 所谓营生： 收银台前扎马尾的姑娘，认真的像她爹炒糖色时锅里翻腾的焦糖泡，甜里带着烟火燎过的苦。 二十块能买两荤两素的日子，在上海滩比地铁早高峰的空座还稀罕。穿条纹衬衫的白领常举着餐盘端详，仿佛在审计报表——红烧肉的肥瘦比例、包菜里藏着几片腊肉、免费汤里真飘着蛋花，这些数字比KPI更关乎肠胃的盈亏。 “这价码不像做生意，倒像老家爹妈往你行李箱塞腊肠，生怕你在城里饿瘦了 。”